詹大年认为，在传统教育体系的评价影响下，“问题学生”的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同学关系出现裂痕，对他们而言，提高分数不再占首位，最重要的，是重建社会关系，回归到生命的正常状态。
一位教师说，学校平时不做题、不考试，只在期中、期末参加全省统一考试。新教师入职前，学校给他们培训，强调不能打学生、公开批评学生、用言语侮辱学生。假如学生在课堂上捣乱，就让学生参加军训。
学校安排生活教师住在学生宿舍，处理学生矛盾，并针对一些突出问题做了“预案”：比如学生打架，先把学生拉开，平复学生情绪；假如学生自残，不要大惊小怪，陪在他身边，尽可能提供帮助；如果教师处理问题时自己有情绪，先让自己冷静下来。通过这些方法，詹大年希望能让学生产生安全感，在学校待下去。
刚建校时，学生想方设法逃跑，为了与学生建立信任，詹大年把自己的QQ号、手机号印在学生作业本上和墙画上，告诉他们，长大成人前，不管在哪里，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求助。
2014年，他带学生去云南昭通地震灾区救援，做他们的“驾驶员”，让他们自学心理知识，给灾区小孩做心理辅导，还带他们去全国各地旅游，外出过程中，没有一名学生逃跑。
“信任需要时间，当孩子认同你的思想，看到你在为他服务、贡献，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觉得我有希望了，错了要纠正。”詹大年常对教师们说，“好的关系才是好的教育。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可能发生。”
但让教师们真正认同这些理念需要时间。28岁的向国跃是学校的元老，刚来学校时，他才18岁，血气方刚。面对不服管教的学生，他用暴力制服，有学生不想留校，跟他动手，他就打回去。
2014年，他的班上来了一位云南保山的学生。这位学生总在学校抽烟、捣乱，有一次，他在厕所抽烟，被向国跃发现，向国跃让他上交打火机和烟，学生不肯。向国跃很生气，让他趴在操场上，用腰带打他，作为惩罚。刚打下去，几乎全校男生涌上去，把向国跃按在地上打，直到其他教师过来才停止。
后来，男生约向国跃单挑，两次都被向国跃打倒。但男孩仍然捣乱，向国跃跟学校申请，把男生调到其他班，没成功。有一天，向国跃决定“放下姿态”，找男孩聊聊，他问男生，为什么两人总合不来。男生说，你太严了，不爱笑，总板着一张脸。
那之后，向国跃开始反思自己，“（通过打骂的方式），学生当面怕你，但内心抗拒你。”他转变方法，讲笑话哄他们开心，和他们掰手腕，帮他们剪指甲，甚至帮他们洗澡。向国跃发现，这些微小的举动能带来很大的改变，学生们渐渐喜欢黏着他，叫他“向哥”“大象老师”。他认为学生需要帮助时，应该第一时间出现，“提供帮助和安慰。”
强制拉入集体
为了帮助学生融入集体，新生到校后，学校会安排老生陪新生聊天，安抚他们的情绪，并带他们吃饭、整理内务。学校经常举办集体活动，比如游泳、远足等。
记者观察到，有个胖胖的女孩，刚来时不想留校，抓父亲的衣角，用手推母亲，哭喊着问父母为什么把她骗来。
两位教师抓住她的手腕，将她按到椅子上，让她平复情绪。但松开手后，女生仍然哭闹。随后，老师安排两名“帅气的男生”来陪她聊天，几个小时后，女生情绪平复下来。老师解释，他们安排男生去，是因为多数女生在男生面前在意形象，有时候，学校也根据学生所在省份，找同省份的学生来安抚新生。
李康向记者提到在这种集体氛围下的心态改变：刚到学校总想着逃走，眼看出不去，就想着“找到机会再出去”，再到后来，他被“强制拉入集体中去”。有一次，学校组织踏青，他被强行拉去，看着大家玩、笑，他也被传染，觉得“开开玩笑也挺好”。
一名学生说，学校组织游泳，他不想下水，生活老师说，5分钟之内，如果他不下水，就让同学把他的衣服扒光，拖他下水，他选择乖乖脱掉衣服。李康形容，那个过程像是“在心房暴力砸开一扇门”，这种过程多次反复后，他对集体产生依恋感，“就像大星球吸引小星球”。
当环境变得轻松，人际关系趋于缓和，变化悄然发生：以前，李康觉得所有人都是围着利益转，但他渐渐发现有些事情无法用利益解释，比如，学校里，有的老师会自费给学生买水果、零食。再比如，为了送他来读书，母亲四处跟人借钱，而她本可以选择更加经济的方式——放弃他。今年8月，李康离开丑小鸭中学，李康的妈妈发现他开始愿意和家人沟通，而不是以前“一副看不起你的架势”。
一名毕业7年的学生觉得，这个学校至少能容纳自己。在校3年，他跑过几次，有一次跑回家后，离家出走长达半年，没吃没喝，求助詹大年，又回到丑小鸭中学，直到初中毕业。他的朋友后来有的被判刑，有的打架被人搞死，还有的消失在缅北边境，下落不明。他后来入读一所普高，考上大专，毕业后进入一家电子产品公司工作。
不过，不是所有学生在这所学校都有所改变。有学生来这不到一周，待不下去，就走了。还有家长告诉记者，孩子回家后，仍然沉迷于玩手机。
也有在校期间令老师们“无力”的学生。学校曾有个女生不洗衣服、不洗澡，乱扔衣服。同一宿舍的女生多次反映宿舍臭味熏天。老师给她梳头，她会把头发搞乱，盯着她洗衣服，她把洗衣液扔得遍地都是。老师找家长聊，发现家长穿着体面、谈吐得体，找不到她行为的源头。后来，老师们就学生情况求助詹大年，詹大年也无法找到原因。
詹大年曾说，就学生回归正常的生命状态而言，丑小鸭中学对问题孩子的转化的成功率是100%。李镇西认为，所谓“回归生命的正常状态”标准模糊，甚至有些主观色彩。他建议詹大年用“更客观的方式”来表述丑小鸭中学的办学成果，“特别是应该有尽可能精确地跟踪（学生离校后10年、20年乃至更长时间的）数据。”
要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生”的产生
茅卫东曾在重点中学、职业中学任教，做过几年记者，去过丑小鸭中学几次。他认为这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相对包容的环境，“学生在别的学校甚至在家里，是不被接受的，老师可能体罚，不能体罚就鄙视，但这里不把他们当异类。”
但他也观察到，学校在一些方面还不尽如人意，尤其“在针对性地根据孩子状况开展心理辅导和相关课程上”，还比较弱。
目前，丑小鸭中学教师分为文化课教师、生活教师、心理教师。全校只有一位心理专业的教师。文化课教师分为文科教师、理科教师、英语教师，詹大年解释，这样设置后，教师人数减少，和学生相处时间更长，更利于和学生建立关系。
但据记者观察，这里的教师流动率较高，尤其是文化课教师，很多是新教师，来校一两年，最长的在校时间不到5年。
一位文科教师说，自己很矛盾，因为学生基础差，在课堂上她将知识尽量讲得浅显，但她觉得对不起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浪费了他们的时间。一个学生说自己很焦虑，她想学习，但自习时同学很吵闹，“教师这一秒说完自习室下一秒又吵起来。”还有一名学生怕离开这里后，无法跟上原来学校的学习进度，从家拿来厚厚一摞复习资料。
“你在原来学校被剥夺了情感，在这里被剥夺了成绩。”李康说。很多学生离开这里后，要回到原来学校，面对原有的教育体系，家长们依然焦虑。
今年5月，李康回到信阳参加中考。王爱月说，李康刚回来时信心满满，觉得考上普高没问题，但学了一个月又不去学校，说听不懂。她给儿子买网课，李康学了几天也不学了，最后，连中考也不想参加了。“我急死了，连个成绩都没有，中专都没法上。”她说服儿子去考试，最后的中考成绩没过普高线。
对孩子的未来，王爱月感到迷茫，“他不读书，确实没有太多的路可走。”最终，李康听从母亲的安排，选择去郑州读技校，尽管他不喜欢这条路。
一位西安的家长也担心，儿子回校后仍然无法承受学业压力怎么办。她说，在老家，很多家长都在为孩子的中考焦虑，最近，孩子原来的学校停止给学生补课。有家长堵在学校门口，要求学校开课，有的还去举报其他补课的私立学校，家长群每天滚动着语音条，“其实家长也是无力，谁想把孩子逼成这样呢？”
陈艳给孩子提供的备选项是读国际学校，但她担心孩子无法适应。她和老公去找詹大年，聊了几个小时，最终问题总是绕回孩子离开丑小鸭中学后怎么办。面对父母的焦虑，詹大年只能告诉他们，不要太在乎成绩，“孩子如果有喜欢的就让他去做，没有喜欢的，轻松就是最好的状态。”
在李镇西看来，作为一所民办学校，丑小鸭中学有做得好的地方，但目前缺乏“科学的制度体系”，“学校无论大小，还是应该有现代管理所需要的合理制度，这能保证学校运行于‘法治’的轨道，而不是‘人治’的窠臼。作为一所必然会向前发展的学校，如果长期缺乏制度，必然埋下一些隐患。”
近些年，接收“问题学生”的机构、学校屡屡被曝存在殴打学生的行为。据媒体报道，2009年，广西南宁一家训练营发生教官体罚、殴打学员致死事件。2012年，浙江金华一家矫正教育学校的学生控诉，被教官要求仅穿内衣给其洗脚、按摩。2020年末，一家戒网瘾学校被曝强制学员喝烟灰水、殴打学生导致其骨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矫正学校乱象背后是家长“病急乱投医”的苦衷。他提到，我国现在没有专门针对“问题孩子”的正规学校，家长也不愿意送孩子进特殊的工读学校，发现孩子有网瘾、夜不归宿、打架斗殴等问题后，只能打听哪里有矫正学校。
“这给一些不正规的社会培训机构发财良机。近年来，一些以拯救、矫正为名的训练营、学校相当红火。”熊丙奇提到，由于缺乏监管，矫正类学校体罚、虐待学生的行为屡禁不止。
他认为，不能指望专门的学校来解决“问题学生”，要从根本上减少“问题学生”的产生。“只有融入平等的教育环境中，让孩子更好地成长，才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成为孩子们心里的那块糖
熊丙奇认为，解决根本问题，要让“所有的学校都关注每一个孩子，这个理念不重构，10年之后问题会更加严重。”他强调，要扭转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倾向，“这种模式之下一定是培养考生不培养人的。不培养人老师怎么会关注一些成绩不好的学生？这是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
在昆明的教育研讨会上，李镇西希望教育工作者反思，丑小鸭中学的这些“问题学生”，为什么被原来的学校抛弃了？
“我很惭愧，丑小鸭中学收留的是我们放弃、虐待过的丑小鸭。”谈到这个问题，成都武侯实验中学蒋长玲老师说，她也曾放弃过“问题孩子”，是她第一届教的一个男孩。男孩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爸爸常打他。在学校，他不写作业、偷东西、打架，蒋长玲从内心里“盼着他早点走”。有一次，男孩偷了生产队的变压器，被爸爸吊在房梁上打，后来离家出走。
后来，蒋长玲得知，这个男孩因犯罪被判10年，出狱后又染上毒品。多年后，想起这个学生，她后悔自己没用更多办法帮助他。
“我自己也曾经是一只丑小鸭。”蒋长岭在会上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她说，为了供养三个女儿，父母很辛苦，爸爸总是喝酒发泄情绪，妈妈则经常打骂孩子，她是老大，挨打最多。
从小，她很少体会到父母亲情，只记得生活的辛苦，八九岁那年，她得了皮肤病，“脖子、手、脸都脱了皮”，还要去地里劳作，汗水流淌进皮肤里，“苦得没地方倾诉。”
有段时间，她想过死，准备好农药，把自己反锁在家，开始给家人写遗嘱。先是爸爸，然后是妈妈，写到奶奶时，她写不下去了，她想起奶奶在她生日时给她煮鸡蛋、烤红薯，把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