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儿子去云南昆明宜良县丑小鸭中学前，河南信阳的王爱月被儿子厌学问题困扰。读初中后，儿子先是不想写作业，后来借口不去学校，休学在家后，他整夜玩手机。
王爱月在一家保险公司干内勤，自从儿子不爱学习后，“看他哪儿都不舒服”。她很看重儿子的学习，儿子出生不久，她与丈夫离婚，每月工资600多元，给儿子报的幼儿园一学期学费近3000元。
后来，她再婚，但第二任丈夫跟前任一样，“文化水平低、没法沟通”。她希望儿子好好学习，“不要窝窝囊囊过一辈子”。但儿子读初中后成绩越来越差，补课也没效果。
“以前教师一告状我都要打他骂他。”王爱月觉得儿子不争气，“不学习无法谋生”，但儿子说可以去当乞丐。她认为儿子“心理不正常”，带他去郑州看心理医生，咨询一次1000元，感觉太贵，去了一次就不去了。
“天天在家里躺着，我看着都着急。”2019年春天，王爱月把儿子送到了丑小鸭中学。
两年多后，陈艳也把女儿送来了。女儿在杭州一家重点中学读初一，今年上半年，她的成绩从班级前10名下降到30多名，5月末，女儿跟她说，“宁可生一场大病也不要学习”，还说从学校走廊看下去“白茫茫一片”，怕自己忍不住跳下去。
“我当时就有点慌。”陈艳说，那之后，女儿没再去过学校。她带女儿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有“学习压力”和“交朋友压力”。
家人一时间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陈艳说，自己是农村孩子，为了出人头地，她努力读书，教师说早恋会影响成绩，她高中三年没跟男生说过话，后来，也不跟女生说话了，“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她一路苦读，考上了浙大博士。她的老公也是浙大博士，公公是浙大毕业，婆婆是苏大毕业，一家人很重视孩子的学习。
陈艳说，女儿成绩不错，还当上了班干部。有一次，她对违反纪律的同学大声喊叫，被老师撤了职。后来，学生投票选小组长，她再次落选。她在学校没有朋友，跟妈妈说，自己像变成两个人，“一个人不想跟人交往，另一个又想出去交往。”
休学后，女儿整日玩手机，晚睡晚起。陈艳带女儿参加夏令营，训练时状态还好，回家后又“躺平”了。无奈之下，她给孩子报了丑小鸭中学的夏令营。
今年暑假，有近50名学生报了这所学校的夏令营，他们有的已经在家休学一年，有的患有抑郁症，手腕上刀割的疤痕还未完全愈合，还有的刚从他们口中的“精神病院”出来，看起来情绪低落。
除了这些夏令营的学生，学校还有近60名存在网瘾、厌学、自杀倾向等各类问题的学生。学校称，自2010年建校来，这里接收过2000多名所谓的“问题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多数是被父母“骗”来昆明旅游、串亲戚，一下飞机，就被送到这里。
“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怎么办？
把孩子送来前，多数家长并不了解这所学校，也不知道孩子是否能在这里有所改变。一位家长说，选择这里是因为校长詹大年在网上更有名气，她觉得学校名气大了，不敢对学生乱来，因为“试错成本更大”。“当时我很悲观，就想至少把孩子送去后，他能按点起来，按点睡觉。”
创办这所学校前，詹大年有20多年任校长的经历。1987年，23岁的詹大年到湖南桃江县一所乡镇小学任校长，将学校发展成为一所九年制学校。当时，当地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想方设法招优生，劝退差生。
“教育怎么能明目张胆地淘汰人呢？”詹大年不认同这种“择优”方式，但如果不让差生走，老师成绩上不去，他感到左右为难。2000年，他从学校离职，希望办一所“不赶差生”的学校。
2003年，詹大年在昆明市郊创办一所九年制民办学校，存活了7年。他发现，差生虽然不会被赶走，但很难找到存在感：成绩好的学生不愿跟差生玩，多数老师不喜欢调皮学生。还有家长要求按成绩优劣给学生分班。
那时，詹大年萌生一个想法，能否办一所只收差生的学校？
2010年，詹大年与人合伙在云南安宁建立一所学校。他说，建校没多久，几位合伙人产生理念分歧，其他人主张以军训为主，不设立文化课，他认为这是通过消耗体力“控制学生”，干了不到一年离开了。
2011年，詹大年在云南宜良古城镇山坡上找到一处废弃校址，创办丑小鸭中学。学校名字是昆明市政协副主席汪叶菊起的。有人说：“这个名字怎么招生？”詹大年很喜欢这个名字，“‘丑小鸭’是白天鹅的品种，长大后是要飞向蓝天的。”
为了招学生，詹大年四处投广告，招生广告写道，“帮助一切网瘾、早恋、厌学、叛逆、迷茫的孩子，找回聪明可爱的自我。”最终，学校只招来8名学生，其中，7名学生是熟人出于信任送来的。
第一届的一名学生记得，当时他被爸爸戴上手铐，带上了汽车。中途，他跑下车，摔得满身泥土，又被抓上车。后来，汽车停在这所“破破烂烂”的学校门口，学校遍布杂草，铁门还在装，尘土飞扬。3年后，他离开时，学生人数已经增加到五六十名。
后来，詹大年没再为招生发愁过，学生人数最多时有100多名。詹大年发现，这些年来“问题学生”有增无减，人们对于“问题学生”的关注与困惑更多了。
7月24日，詹大年参加了昆明的一场教育研讨会，这次会议有400多名教师到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教师坐了3天2夜的火车从乌鲁木齐赶来，有的教师从郑州坐高铁来，来时家乡正下暴雨，家里积水深达1米。
教师们纷纷提到教育“问题学生”的困惑。那位乌鲁木齐的教师说，自己办了一所私立中学，接收了很多重点中学的差生，但新招来的教师大多刚刚大学毕业，“被爱的体验超过爱他人的体验”，他不知道该怎么教会他们无条件爱孩子。
还有一名教师说，自己在乡下办了一所托管中心，她发现很多留守孩子没人关心，有的逃学、离家出走，自己“没专业知识”，想学习如何管理“问题孩子”。
参会的很多教师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问题学生’为什么会产生？怎么办？”
“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大附中”
对这个问题，詹大年进行了个人探索。
詹大年说，起初，他觉得是“孩子有问题”，但接触的学生越多，发现是“孩子遇到问题，自身没有解决问题的力量，又得不到有效支持”。
在丑小鸭中学，几乎每个孩子背后都有着沉痛的故事。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孩说，她痛恨自己重男轻女的家庭，父母处处向着弟弟。她患上抑郁症，割手腕，不敢去学校。为了发泄，她捅死了小区的一只流浪猫。后来，她被父母送去一家封闭式医院治疗，“一发病就绑你”，待了一个多月，被父母送来这里。
2014年，丑小鸭中学随机调查了100个“问题孩子”，发现74个孩子来自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单亲家庭、留守家庭等，有的孩子几年才跟爸爸妈妈见上一面，有的与一个爸爸、两个“妈妈”生活在一起，他们要在“夹缝”里求生存。
在詹大年看来，丑小鸭中学的很多家庭丧失了家庭的功能。“这些孩子从小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他们只希望自己快快长大，可以自由、任性、报仇。”
“我们也发现，还有一类孩子的家长人格缺失。他们把孩子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和发泄的工具。”詹大年说，曾有一名当官的父亲跟他说，自己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就是指挥不了孩子这个“狗日的”。他告诉这位父亲，问题出在“指挥”两字，“不要以为家长是训人的，家长是承担责任的。”
他注意到一个女孩，女孩父母都是大学教师，但女孩骂父母是“婊子配狗”，并有自残行为。他觉得女孩心理问题很严重，问家长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家长首先说的却是“学习不好”。
丑小鸭中学一学期学费近3万元，学生多数是城市孩子。詹大年发现，很多孩子来自“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地位）家庭，他们享受优越条件的同时，被父母赋予了过高的期望。
因为父母都是浙大博士，陈艳的女儿陈阳感觉自己“不考个浙大都说不过去”。爸爸在杭州一所专科院校教书，她记得小时候，爸爸说如果她考上那所学校就打她。在家时，她经常把门锁起来，不锁门就“没有安全感”，因为妈妈“每过几分钟来看一眼”，看她是否在学习。一次看到她在画画，妈妈边哭边骂。
成绩下降令陈阳感到焦虑，“怕成绩下降影响中考，中考影响高考。”她在学校没有朋友，感觉成绩下降后，无人能倾诉。
尽管知道妈妈王爱月工作很辛苦，但李康讨厌妈妈因为成绩下降骂他“不争气的玩意”。他觉得老师很势利，对地位高、有钱的家长轻声细语，对自己父母则“不留面子、劈头盖脸地骂”，导致父母回家后拿他撒气，说“再被叫老师就打你”“再考不好就不养你了”。
李康说，那时，他开始怀疑学习的意义，“学习就为了让他们吵架吗？”他认为父母让他学习是为了将来找工作、挣钱赡养他们，“所有人纠缠都是为了利益”。
一名学生说，休学期间，他感觉自己的“人生要完了”，“毕竟他们灌输的观念是，小学没考上个好初中就完蛋了，初中没考上个好高中就完蛋了。”
“一位好家长会关注孩子的喜怒哀乐，关注孩子的生命成长、心理需求，而不只是关注孩子的分数。”在詹大年看来，“问题学生”源于家庭，成于学校，根本问题是教育的评价体系，“学校的教育评价服从于利益的设计，分数成了利益的砝码，学生成了教育的手段。这样，关系的核心不再是‘人’，而是‘利’。”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注意到，这些年，“问题孩子”越来越多，且呈现低龄化的特征。他认为，这与教育评价体系越来越注重分数有关，“原来我们评价的标准基本就是分数，这个标准不但没有淡化，而且越来越苛刻了。很多学校为了分数抢优生、甩差生，还有的老师逼学生做智商检测、名正言顺把差生赶走。”
在此背景下，李镇西提倡向“问题孩子”倾斜，“我们不缺北京十一学校，不缺人大附中，但缺研究‘问题孩子’的学校。”
把孩子养亲了，教育才可能发生
10年来，针对丑小鸭中学的“问题孩子”，詹大年进行了很多尝试。
刚建校时，詹大年招了14名教师，多数是大学生，但不到一年，教师们全走光了——这些教师看到学生吵闹束手无策，还有的跟詹大年说，进教室会手抖，害怕学生打自己。
之后，詹大年又招了一批老教师，老教师们对“问题学生”多采取打骂方式，师生关系紧张。
后来，他又招了一批当地的贫困大学生当教师，招聘条件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