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
中华民族大家庭同在蓝天下
作者：潘旭临
文之一五十六个民族携手迈入新世纪
李德洙（国家民委主任）
在人类即将迈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五十六个民族的中华儿女迎来了祖国母亲的五十华诞。
回顾五十年前部分少数民族的历史，那是一幅怎样令人心酸的画面：极端落后的社会形态，刀耕火种的原始经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毫无保障的采集、渔猎生产方式……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制度，实行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彻底消除了各民族社会中存在的原始公社制的残余和奴隶制、封建农奴制和封建地主制等各种落后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许多少数民族一跃跨千年。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国家。至一九九八年，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已有四十四个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共建立了五个自治区、三十个自治州、一百二十一个自治县（旗）。此外，各民族还建立一千二百多个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区的重要补充。几十年来，中国少数民族干部队伍迅速成长起来，已由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万人发展到一九九八年的约二百七十万，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当家做主的权利。
五十年来，中国始终帮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始终重视采取特殊措施推动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使民族地区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基础设施建设有了发展，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初步形成，农牧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粮食、油料以及畜产品大幅度增长。一九九八年，民族自治地方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六千六百多亿元人民币。广大农牧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人均纯收入达到一千六百多元，累计有两千多万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越过温饱，迈向小康。
中国民族问题的解决，引起了世界其他多民族国家的关注，也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文之二四十万少数民族同胞聚京华
北京是中国唯一居住着中华民族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城市，少数民族人口约有四十万。北京的少数民族这么全，有其历史原因。首先北京曾是清朝国都，满族自然会有相当比例。清朝的民族和解政策，又使得这里有许多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人居住。
到了一九四九年，北京再次成为首都，再次成为各民族汇集的中心。国家权力中心不能没有少数民族的代表。现在的国家领导人中，人大副委员长中有布赫（蒙古族）、帕巴拉·格列朗杰（藏族）、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成克杰（壮族），国务委员中有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政协副主席中有阿沛·阿旺晋美（藏族）。
许多年来，担任高层领导人的先后有包尔汉（维吾尔族）、赛福鼎（维吾尔族）、韦国清（壮族）、甘苦（壮族）、汪锋（回族）、杨静仁（回族）。现在北京任高官的还有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朝鲜族），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藏族）等，还有许多人担任人大常委和政协常委之职。
在北京，少数民族聚集地有几处，最多的当数中国民族大学、民族歌舞团，还有国家民委以及各地少数民族驻京办事处和民族研究所。一些宗教场所如牛街的清真寺、雍和宫也是回族和藏族的聚集地。
在北京的少数民族中，有许多人是一方泰斗，如已故大作家老舍（满族）、中国书法第一人启功（满族）、大历史家翦伯赞（维吾尔族）等。
文之三格勒－－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副所长格勒，创下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两个第一：
中国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
中国培养的第一个文化人类学博士。
四十四岁的格勒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昔色村。一九六四年，这位在中学连年被评为三好生、享受甲等奖学金的年轻人实现了他上大学的理想－－进入西南民族学院中文系。随后，在全国十八名考生的激烈竞争中，他脱颖而出，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并完成了自己第一部专著《甘孜藏族自治州史话》。一九八二年，中山大学招收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消息，又使这位矢志不渝求学的年轻人成了该校人类学系教授梁钊韬的门生。
一九八一年，他的硕士论文《从游牧部落社会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当时国内唯一一篇研究游牧民族的论文。
一九八六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宣读博士论文《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时，第一次提出了藏族是个多元化的民族，其文化也是多样一体化的观点，并以充实的材料，严谨提出西藏高原也是原始人类故乡的假设。
八十年代，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记录和介绍藏北地区社会历史的科学调查研究报告－－《藏北牧民－－西藏那曲地区社会历史调查》。
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向他颁发了“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奖励证书。一九九二年十月一日，国务院为了表彰格勒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做出的突出贡献，发给他“政府特殊津贴”。
文之四三个少数民族的新生
在内蒙古自治区，有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三个少数民族自治旗。这三个自治民族，都是从原始社会末期跨越几个时代直接进入现代社会。
鄂伦春族：生产方式的三飞跃
五十年代以前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鄂伦春族，世代在深山密林中繁衍生息，从事单一的狩猎生产。新中国成立以来，鄂伦春族出现了三次大飞跃：
一九五一年，鄂伦春自治旗成立后，鄂伦春人告别了游猎生活，开始定居生活。国家帮助他们建立起猎乡小学，学生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猎民享受免费医疗待遇，这是第一次飞跃；一九八八年之后，自治旗提出“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发展多种经营”的思路，使生产方式发生第二次飞跃；去年初，鄂伦春族彻底告别了狩猎，完成了第三次飞跃。
今天，大多数鄂伦春族猎民已掌握了农业生产的多种技能，鄂伦春族猎民人均收入达到一千七百三十六元。比禁猎前的一九九五年增加六百元人民币。
达斡尔族：黑土地上奔“小康”
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中，达斡尔人较早结束游牧猎生活开始农业生产。今天，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业是二万多达斡尔人的主要生产方式，只是所包含的内容已非昔日的“刀耕火种”。
依靠国家救济粮款长大的达斡尔族农民杜立祥，如今已成为内蒙古嫩江边赫赫有名的种粮大户。十年里他购置农机三十多台，开垦荒地近万亩，一九九六年产粮八十二万公斤，总收入达到一百五十万元。
鄂温克族：靠养驯鹿来致富
鄂温克族是中国北方古老民族之一。鄂温克族中的雅库特部落，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密林深处，是中国唯一放养野生驯鹿的民族。
进入八十年代，鄂温克猎民的市场观念日益增强，他们兴办起驯鹿饲养场，开始了鹿茸生产和加工业，使昔日的“林海之舟”成为鄂伦春猎民致富的摇钱树。近年来，他们依靠承包责任制和科学的饲养、繁殖方法，使驯鹿头数从原来的五百头增加到一千多头。并从俄罗斯引进驯鹿改良品种，一九九六年产鹿茸八百多公斤，获利润三十万元，比十年前增长六倍多，全乡猎民人均收入增加到三千多元。
文之五
中国五大民族自治区人民生活五十年巨变
西藏：城乡生活讲质量
拉萨及西藏各地城镇农贸市场上，蔬菜、瓜果、肉、酥油摆满货台，商店里日用工业品及家用电器等高档商品琳琅满目，市场购销两旺。这是改革开放后西藏人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
西藏自治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去年达到八百八十五元，农牧民家庭已拥有数量可观的生产资料，平均每户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八千元。目前，农牧民的人均消费水平达到六百元，比一九九０年提高三成。收录机、自行车、缝纫机等大量涌入农牧民家庭，部分农牧民家庭已拥有彩色电视机、汽车、摩托车等。
新疆：农牧民温饱有余
随着棉花、石油等支柱产业迅速崛起和工农业经济全面发展，近年新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较快。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继去年突破千元之后，今年上半年又有较大幅度增长，达到六百四十八元。
在天山南北的广袤牧区，一个又一个村庄从草原上出现，一半以上的游牧民定居安营扎寨，结束了祖祖辈辈逐水草而居、四季漂泊迁徒的方式。二十年前在新疆还随处可见的无墙无窗的“地窝子”现在几近绝迹。一半以上的新疆农牧民宽敞明亮的居室里摆上了电视机、收录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摩托车、汽车、电话也纷纷走进农家。
内蒙古：牧民求知求美求乐
伴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内蒙古草原上的蒙古、达斡尔、鄂伦春等各少数民族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求知、求美、求乐已成为千万牧民的新追求。
牧民在加快致富步伐的同时，变单纯追求物质享受向求知、求美、求乐发展，草原各地牧民建起了读书、体育、文化娱乐设施三配套的嘎查（村）文化站和牧民文化户三万多个。每个文化站订有报刊杂志五十余种，藏书三千多册，建有读书室、电影放映室、文艺活动室和网球、排球、篮球场等。牧民文化户家家都订有五种以上报刊，备有五种体育器材，四件以上的常用乐器，藏书在三百册左右，并建有尊老爱幼、邻里和睦、遵纪守法守则，经常开展家庭读书、歌咏、体育竞赛活动。
宁夏：衣食住行大变样
改革开放使宁夏城乡回汉各民族人民生活出现历史性变化。全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贫困人口集中的西海固地区今年农业比去年增长一倍。
收入的增加带来了消费结构大变化。在农村，食品消费在吃饱的基础上向吃好转化；城镇居民由主食型向副食型转变，过去大多数人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鸡鸭鱼蛋如今成为家庭中的普通食品，鲜菜、瓜果的消费量也成倍增加。“土布羊皮大裤档，粗针大线不成样”的着装已成历史，如今，广、深、沪新潮时装上市一星期就“流”到了宁夏各地的市场、街头。
广西：家电入户寻常事
“壮乡摩托多”。近百万城市人口的南宁市，摩托车拥有量已达十二万辆，加上附近农村进城摩托车的汇入，使南宁到处都是奔腾不息的摩托车流，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线”。
摩托车的大量涌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西各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据统计，广西城镇人均生活费收入达四千二百八十九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一千四百四十六元。今日广西，家用电器进入百姓家正成为平常事。全区县县通光缆，实现了电话交换数字程控化。
文之六与众不同的十一世班禅
班禅转世，一直被认为是藏传佛教的盛事，也是西藏社会生活中的大事，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继元代对大活佛实行册封制度之后，明、清又逐步将大活佛转世纳入中央政府管辖和国家典章法制范围之内。
清政府为体现中央权威、维护国家统一，杜绝在转世过程营私舞弊，建立起以金瓶掣签为中心环节的较为完整的制度。这一制度自一七九二年颁布执行以来，为历代中央政府所坚持，为藏传佛教界所拥护，成为不可更逾的历史定律。乾隆皇帝一七九二年颁赐的金瓶，二百年来共认定了转世活佛七十六位，不仅净化了宗教仪轨，还保障了活佛转世的正常进行，对于西藏地区的社会稳定起
